1955年，在印尼的万隆市，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在演讲台上激动地发表着自己的演说：“中国是一个具有威胁的共产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和美国一起联手来遏制共产主义，更要把台湾以独立国家的身份纳入联合国……”在台下，有304名外交代表沉默不语地听着这名总理带有火药味的陈词，其中有一人脸色格外铁青：他就是我们的总理周恩来。

这次会议，在历史上被称为“万隆会议”，是现代国际史中第一场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与的会议，但出乎中国代表预料的是：一向热爱和平的中国，却遭到了场上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围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时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又是如何为中国解围的？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还请各位帮忙“长按2秒点赞按钮”来个强烈点赞。并且“关注”一下，以后常来，不迷路。

临时改变的会议行程，让周恩来逃过一场谋杀

对于当时在会场上遭到外交围攻的周恩来总理而言，斯里兰卡总理这番露骨的“反中发言”，并不是他参与此次会议最为危险的时刻。就在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星期，周恩来总理本计划乘坐飞抵万隆会场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刚好发生了空难，其中有16人不幸丧生。

这次发生于万隆会议前后的空难，绝非偶然，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恐怖袭击事件，而这起恐怖袭击事件的策划者，正是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情报局，策划人则为蒋经国新提拔的亲信——国民党情报局督查室主任叶翔之。在得知周恩来总理准备飞抵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与国际会议时，国民党情报局便迅速派遣特工飞抵香港，并以60万港币的价格收买了当时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人周驹，令其以工作之便将定时炸弹安置在机舱内右面接近机轮的隐蔽处。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而此次空难更为蹊跷的一点是，在周驹安置炸弹后，英国的香港督政府已经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飞行前的一个小时，得知了飞机上安有炸弹的消息，但后来督政府以“炸弹不具备安全威胁性”为由，准许飞机按时起飞。而飞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则对此毫不知情——因此，除了国民党当局是这起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外，它还有哪些国际上的“帮凶”自是不言而喻。

但幸运的是，原本计划乘坐这架飞机飞往印度尼西亚参会的周总理，因为临时的工作调度而逃过了一劫：当时周总理忽然接收到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吴努表示希望周总理在正式参加万隆会议前，能与印度、埃及等此次的参会国代表进行会前事项商讨。见吴努等国家领导人盛情难却，周总理等领导班子只好推迟了原定的出访计划，转而先抵达了缅甸的首都仰光。而在仰光驻足不久，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便听闻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的消息。得知周恩来总理因一时决定而“死里逃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连忙赶来看望周恩来，两人一度紧紧抱在了一起。

（周恩来与印度领导人合影）

虽然中国外交代表团因临时改变出行计划而躲过一劫，但周恩来此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国民党，以及国民党背后的势力，强烈地希望中国不要参加这场会议，因此才会不惜成本策划一场“刺杀”事件。但正如毛主席所说：“敌人越要坚定反对的，我们就越要坚定地拥护”，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周恩来，为此更加坚定了代表中国，出席这场会议的决心。

这是一场多么重要的会议，让周总理甘冒刺杀风险也要参加？

在印度尼西亚万隆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城市，召开的一次会议究竟有多重要，以至于让周总理甘愿冒着被刺杀的风险，也要参与这一次会议？

从后世的历史记载来看，“万隆会议”被称之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自17世纪第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国际会议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召开以来，每一次国际会议事实上无不是殖民主义国家间的“分赃”会议，就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来说，中国在一战中明明是战胜国，却在会上面对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时，没有任何的发言权，甚至要将自己的领土主权拱手相让，而这样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宰割的国际会议，在万隆会议召开前比比皆是。而万隆会议的召开，不仅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能够独立自主主宰自己的命运，更意味着世界将尝试构建起一种“没有剥削”“没有零和博弈”的新型国际外交体系。

（万隆会议会场）

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本身就自鸦片战争以来历经了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又新近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因此，中国的参会，对于这场“没有殖民主义的第三世界会议”而言，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同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和中国建交的多数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而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普遍尚未和中国确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为了让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认识到一个崭新的中国，中国有参与这场会议的必要，而这也是周恩来总理坚持参与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原因。

1955年4月18日，有29个亚非国家参与的万隆会议正式召开，这些会议参与国代表了当时全球50%以上的人口——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的空前盛况。一时间，参会的各个国家慷慨陈词：“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受够了殖民主义的苦难，未来第三世界国家要携起手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建立全新的国际关系秩序。”因参会的多数国家，均在近代史上或多或少承受过列强殖民侵略的苦难，因此每当一个国家的代表上台演讲，台下往往就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万隆会议现场）

但正当会议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有部分国家开始在会上唱起了“不和谐的音符”，最终使各国开始把怀疑的目光和敌视的矛头纷纷抛向中国。会议上引发争论的，是苏联干预东欧、中欧各国内政，并实施军事占领的政策，能否与欧美国家相提并论这一问题。但是，会场上有的国家把苏联一国的问题，延伸为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共有的问题。其中，伊拉克的外交部长法蒂尔·贾玛利声称：“共产主义是新式的殖民主义。”并且对中国开展外交攻击，而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甚至在会场上公开呼吁：“当前亚非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联合美国反对苏联。”他甚至还提出要把台湾视作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纳入联合国，这使得当时的会场一度陷入了紧张的气氛，而对他的一番言论感到最为愤慨的，便是我们的中国代表周恩来。

周总理当时虽然对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攻讦很是气愤，但在会议现场上他还是表现出了一国外交代表的气度，并没有将不满当场发作。他深知，虽然参加万隆会议的各个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形态却各有差异：既有中国、北越这样当时参与会议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缅甸、菲律宾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日本、南越这样在当时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扶持的国家，因此对于会场上出现不同的声音，他并不感到意外。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在于如何找到这些形态差异国家的共同点，进而把会议重新拉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让世界看到中国具有建设性的主张和建议。

（万隆会议现场）

经过深思熟虑，轮到中国代表到台上进行发言时，周恩来总理大跨步地走到了讲台前，台下的300多名代表鸦雀无声，纷纷等待着这名一度在会场上被攻讦的外交代表，如何为当时占据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

只见周恩来总理清了清嗓子，在会场上说：“我们这次中国代表来万隆，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求同的，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总理在会场上表示，他知道参会的各个国家，有着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共同的：那就是经历过近代以来殖民主义的苦难。因此，参与这一次会议，我们不仅要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差异，更要意识到我们的“相同”之处。只有我们亚非国家团结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讲话）

在听闻周总理的一席讲话后，台下的代表不仅纷纷鼓起了掌：他们意识到，只有“求同存异”，才能让万隆会议顺利进行下去，而相互吵架，指责各自的不同则不会有任何结果。一时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成为了当时参会各国代表常提在嘴边的一句话，而中国所遭受的外交围困自然是不攻自破。而参与此次会议的菲律宾代表罗慕洛感慨道：“周恩来在会议上赢得了每一场战斗，会议之前他是很多人的敌人，可会议之后他是很多人的朋友。”

最终，“求同存异”一词成为了当时万隆会议最具有标志性的口号之一，而会议最终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中，则将中国于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宣言》正式写入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之中，而“求同存异”“反对各种形式殖民主义”的精神，在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后的中国，朋友遍布天下

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不仅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更开辟了中国现代外交关系中的新局面。毛主席曾感慨过：“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或许也正要从万隆会议开始追溯。而后来1971年，“我们被非洲的兄弟抬进了联合国”，也与我们在万隆会议上表达出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友谊的意愿息息相关。

在此会议上，中国除了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尊敬外，更有诸多“意外的收获”：那便是当时受巴基斯坦之邀，同样参与会议的日本。在万隆会议期间，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深感周总理杰出的外交表现和中国的大国风范，于是便秘密地与周总理进行了两次外交谈判，表达了希望能够恢复中日邦交关系的意愿。但可惜的是，第三次中日外交谈判因美国的阻挠而告终，但这次谈判对中日两国而言仍是有益的，那便是为后来1962年的《中日贸易综合协定》的签署奠定了基础，自抗战后中日两国的正常贸易往来开始逐渐恢复。

此外，虽然美国对中国外交代表团的此次参会多加阻挠，但在会议的结尾美国已经见证了自己遏制中国外交战略的失败，于是开始逐渐呈现出对华关系缓和的态势。而考虑到当时复杂的冷战环境，周总理也在万隆会议的结尾表示“愿意同美国开展缓和远东局势的对话”，从此也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的中美通话渠道。

时至今日，万隆会议的精神仍然指引着中国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活动。今天的中国，已逐渐成为了和平崛起的强国，但是我们更需时时刻刻不忘万隆会议上的精神，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共同与世界各国构筑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